风格练习

来赞比亚已经70天左右，生活轨迹逐渐固定下来，但也分成城市和乡下两种，而每一天每一天仍然是那么的不一样。

 不下乡的时候就是在国家总部的办公室呆着，参与管理层一些简单的工作，比如开会的时候提提意见，在电脑前写写proposal和报告，设计一些宣传信息的册子和海报；而更多的时候是和死慢的网络抗争，发个邮件前先泡好一杯茶、拿一份报纸，慢慢享受两个小时的等候时光。每天早上10点以前，我称为非洲greeting social time。他们习惯于问候和寒暄，无论相识和相熟与否，各种语言的问候充斥着，英语、法语、葡萄牙语还有各种部落语言。礼仪上来说，握手是最普遍的；即便天天见，早上打招呼还是会握手的；花园里有些仆人很喜欢我，我也很喜欢他们，每天见面都要行拥抱贴面礼，互相感染，这是我cheer自己的方式。我喜欢他们握手的时候有力，拥抱的时候认真温暖。

这边是八点上班，整整问候差不多两小时大家才正式开始工作，期间还要泡茶、咖啡，吃点心和水果，在家没吃早餐的就要去厨房煮麦片和鸡蛋。即便不在办公室，早上若出门去坐车、去买东西，见到陌生人也是互相问好，如果顺眼，我就会多聊一些，当做是语言锻炼；这样也就很容易认识人、交到朋友，只要把握好自己的判断力。我每天就在这两个小时开展我的社交活动；深入之后，闷骚的、娘炮的、打鸡血的、严肃的、活泼的、幽默的，各种各样的人在这里都能找得到；如果真有什么普遍意义上和中国人的不同，那就是他们25岁以上基本上都是有家庭有孩子的，周末都去教堂，交谈三句离不开家人；而死讯也是这里最常接受到的信息。死于艾滋和疟疾的概率很高，这点确实感受到了。

在HQ的另外一部分很重要的生活是和其他项目的志愿者一起玩，有巴西人、韩国人、英国人和罗马尼亚人。因为城市非常小，我们又住在郊区，能称为娱乐的事情就是周末的烧烤、晚上去最近的酒吧喝一瓶。大家都很穷，只在圣诞和新年的时候喝得比较多，但最终谁也没有找到各自在自己国家的那种尽兴。大部分的夜晚时间我们就搬个椅子坐下院子里，在树底下七嘴八舌，我们称为“抱怨狗屎人生的时间”。偶尔会有东西砸下来，那是熟透了的芒果或是木瓜。这就是赞比亚的夏天，果实都逐渐开始熟，农村里孩子们的肚子越来越大。

和这些来自不同大陆不同国家的人相处久了，发现所谓的文化冲突更多是一种语言障碍和生活习惯的差异，即便英语都很流利，但是思维上都保持着母语的思考和逻辑习惯，久而久之，大概能明白表述后面影藏的态度，但谁也不愿意去深究和探讨，更多时候是保留着距离和猎奇的观赏态度，所以从来没有过思想碰撞的火花，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我比较喜欢聊电影和小说，可是我看过的他们国家的电影和小说，他们都不太清楚、或是对他们来说根本不是什么好作品，也可能是翻译问题；就像他们看而且只看中国的功夫电影一样，我也不知道如何聊这些。这就是媒介在文化传播上的引导，其实并不是文化差异。倒是和罗马尼亚小伙子找到了一些共同点，他跟我讲了很多罗马尼亚电影和欧洲纪录片，还跟我讲了《四月三周两天》和《加州梦》的拍摄背景，发现彼此的口味很接近，而这背后竟然是因为我们上的很多网站是一样的，因此接触的信息和资源也很相似。有时候我想，在某种程度上，因为网络全面介入我们的生活，全世界的年轻人会变得越来越雷同，也越来越无趣了。性、政治和酒精的话题越来越common，逐渐取代了梦想、梦想和梦想。

以上差不多是我在城市里群居生活的全部。但只要一有机会，我就喜欢一个人溜出去玩。当然刚开始是不敢一个人出门的，即使出去，也就只限于在步行十分钟之内的直径范围内一个人散散步。白人，尤其是白人女孩（在非洲，黄种人和白人他们都叫白人）在这里非常扎眼。有一次我去一个郊外的小教堂。九点半到的，当时只有二十几个人；后来十点多，来了一群年轻人；十一点多又来了一群小孩子。教堂又小又黑，空气不怎么流通，人多得有点不堪重负了。后来散场才知道他们都是来看我的。时间久了，习惯了被围观、搭讪、表白甚至是求婚，也知道这些人都是没有恶意的，我甚至感觉比在国内还要安全，便每周都给自己制定一些小计划，去不同的地方玩，日子也就丰富而有趣了。至今为止，我把城里的各种国家机构（比如法院、福利院、农业部等）、宗教场所（基督教、天主教派别实在是太多）、电影院、博物馆、历史遗迹（比如以前贸易奴隶的地方），还有村庄、大小市场、铁路等都逛了个遍。城市虽小，但五脏俱全，富人区和贫民窟也时常是挨着的；走没几步路就感觉到了郊外，坐车十分钟四野就是bush；充分享受和亚洲很不一样的旅行体验：人少，普遍超级热情、过分友好。很多女孩都要求摸一摸我的头发，因为她们头发都是钢丝球一般，很难留长，留长以后也是脏脏的凝固打结在一起的钢丝条；男人基本上都是剃三毫米的长度，有些女孩也都是剃光以后常年戴假发或是头斤。我如果没钱了，就在路边摆个地摊，摸一次头发收取一千kwacha。

而在乡下，日子就简单了。我们下乡的性质类似工作视察。30个项目地遍布全国，隔一段时间就被派到不同的省份去考察，在不同的项目地呆上两三天，拿一张评估表格打分。小问题就直接开会商讨解决，大问题就要写个报告带回总部去汇报。一开始接手这个工作我觉得及其别扭。你想，很多项目地负责人我是从来没见过的，第一次见面，就要在人家地盘上挑毛病。在中国文化里，这几乎是不可能的，除非你是最top的那一个，权利所向披靡。第一次接受这个任务的时候我花了两个小时和总部的老大探讨如何执行才能不产生新的问题。他很耐心地跟我说，大意是在我们赞比亚，工作就是工作，有问题直接说，不要来虚假的友好。这一点大快我心。后来实践证明，在工作上和赞比亚人打交道真的是简单直接很多，不累心。

说回这种隔一段时间就出远门的生活，其实我从小就喜欢折腾，远方就意味着未知和不确定，意味着故事将会发生。尤其是现在的这种远门，每一个地区都是不同的部落和语言，却有相同的热情友善。我真正感受到自己生活在非洲却是上个月在西部省的日子；我们长时间地在旅途上，吃住和当地人一起，披星戴月地，感受着他们的悲喜和淡出。最后一天在赞比西河谷的大草原上，英国队友Tom说：we are touching Africa！那里的人们在阳光下有种呼之欲出的性感和狂野。

而其实下乡的大部分细节都没有那么浪漫和美丽。最闹心的莫过于African timing，无论做什么事情，他们永远迟到1个小时以上，现在习惯背着大包出门，里面背着纸笔书和报纸，还有洗漱用具；有时候在公交车上要连续坐上十几个小时，其中一半时间是停在路边侯客；有些人在公共场合会刻意挨得很近，那身上浓烈的香水味和汗臭混合着会让人发呕；还有乡下的天气比较极端，经常前一秒艳阳高照，下一秒就大雨瓢泼被困在四周都是bush的某处，分不清东南西北；因此也有很多背着包沿着公路线hitchhiking的经验，在烈日下坐着皮卡车后座，那是忐忑和兴奋并存的旅途；遇到喝醉酒的人，所有的友善都不见了，他们只会跟着你要钱要食物，有些还会动手动脚，所以有时候开玩笑我们说，不喝酒的赞比亚人都是正常友善有礼貌的，喝多了就是动物。有些人很欢迎你拍照，甚至“强迫”你flash他；有些人一看到我拿起相机，实际上并没有拍他，我也会无故遭到指责，说我侵犯了他的肖像权要求赔礼道歉。也经常遇到移民局的人以查证件的缘由索要小费；也有些天天把耶稣和美德挂在嘴边的人，却总是发暧昧短信给我，而其实他已经有两个老婆了。

我很少被这些小事情影响，这也是这些年锻炼出来的好心态；如果没有这些bothering和annoying的小事情，我就永远只是站在赞比亚门之外。这些小事如果每一件都把前因后果写下来再引申开去，可能也差不多呈现出一个百味杂陈的社会了。但我愿意保留着意见，继续前进，我永远不知道真相在哪里，也越来越难去下什么结论了。I just take what I get.

春节快乐，那些经常来这里看我的朋友们。

2011年的元旦，我在大理洱海边的双廊小镇。那时双廊还是一个尘土飞扬、不太有名的小地方，聚集着一些爱吃爱喝的云南人，有一些旅馆，洱海上飘着几片小舟。我和很多刚认识不久的人一起跨年，他们温和友善，酒喝得很克制，费尽心思自制乳扇和烤饵块只为了好玩。一个很丑但是很温柔的当地音乐人在我住的客栈里不断重复着一首自己创作的歌，名叫《皇冠》，希望现在他已经成名了；快到零点的时候，我们跑到洱海去放鞭炮。在喝醉之前，我不晓得我是在谁的电脑上写下了2011想做的事：“嫁出去，上半年去元阳和东南亚，下半年去非洲南部，再瘦点到90斤，换发型，完成YID短片和印度短片，《喜洲》，做一个英语公开演讲活动。” 写完然后注册了一个新浪微博，发出去了。

一年下来，我没有做到的事情，首先如大家所知，我还是单身，没有嫁出去。第二件没有做到的事：发型没变，依旧清汤挂面，这发型快十年了。但这头发真是越来越顺眼，越来越自然，我不想变了。

而另外一个值得自我骄傲的事情则是我的英语口语进步神速。出国旅行之前，我几乎不敢开口说英语，各种原因导致口语成为我心头难事。2009年冬天在北京认识了很多外国人，能感觉大家其实有很多文化和情感上的共鸣却因英语障碍非常不尽兴，这让我重拾学习英语的动力。后来出国旅行多了很多实践机会，虽然只是基本的吃喝拉撒问路找旅馆的交流；再后来在YID有了更多的学习时间，加上本科时期攒的英语词汇量和语法知识，能感觉到自己每天都在进步。在2011年我有了三次较大型的英语演讲机会，基本上对得起自己的努力。现在可以自如地谈论任何话题，无论是电影文学政治还是脏话粗口，学习的劲头也一直没有疲软过。我人生的第二大困扰也随之解决了。

关于旅行的事情，时间上有点偏离计划，但是想去的地方，如元阳和东南亚都去了，还收获了别的意外。非计划中的地方去了西双版纳。另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会在重庆万州一个小镇呆五个月。那五个月中，我走访了三峡一些小镇，了解了一下以前根本不知道的土家族。还抽空去了山西的平遥和吕梁。

今年在玉溪前后呆了大概三个月。在春天和秋天的时候去了通海和澄江这些小古镇，爬了很多不知名的山，去看了看抚仙湖。没想到的是，我在这个小城市解决了我人生的第三大遗憾。我跟着一个老师学了两个月吉他，平均每天两到三个小时。这个事情纯粹是解决我青春期的后遗症。我在中学的时候也学过一段时间，因为暗恋某人莫名其妙去学，又莫名其妙地停止了，也从来不敢告诉别人自己学过乐器，因为我真的是乐盲。没想到26岁高龄再次拿起吉他，居然比17岁的时候灵活很多，我分析自己青春期真的是活得太压抑了，如今只道是越来越自如。在这段时间里，也了解了很多别的乐器，因为这里学音乐的氛围实在是太好了，而且很便宜。当然这只是我爱这个小城市的众多原因之一。

关于减肥这个常驻话题，2011年只有一个月是达标到90斤的，那是坚持每天清晨练瑜伽、不吃晚饭的结果。后来频繁迁移的生活，让健身减肥这个事情变得相当困难，我又总是忍不住就要喝点小酒，要去吃火锅，或者傣味菜。吃货和减肥渐渐成为我个人内部的头等矛盾。

关于短片，一共做了三部，都只是做给自己留念的，印度的，YID的，在三峡拍的，很基础的拍摄手法，很平淡的剪辑，记录一些情绪和情感记忆；还有一个是给项目地做的、新闻专题片的性质，我都不好意思贴网址出来。这些也是很不可思议的事情，我2011年年初说要做短片，我当时设想自己能参与的部分，仅仅是创意和精神支持，后来稀里糊涂就特别想掌机，有空就去拍，还学了一下剪辑，没想到学得特别欲火焚身。所以，我又忍不住夸自己了，26岁高龄再次挑战了一些自己专业领域以外的事情。

《喜洲》是我第一次到大理的时候想出来的一个小说名字。一直想着写一个发生在喜洲小山村的故事。但一直没有写，每次要写却被一些事情困扰，就去喝酒，没想到喝多了把《南光路》写出来了。

2011年做的最后一件事情就是历经百般阻挠后终于来了赞比亚。两个月前我来了这里，一切都好。这句话感觉像是给别人报平安，但我会另外写一个关于赞比亚的具体生活。我适应得实在是太快了：学部落语言，有空就去教堂，喝当地啤酒，醒来就说英语，以至于没有太多兴奋感了。这真是所有快乐的事情当中最不快乐的了。

最后要说的是，我基本上戒了以前的那种阅读习惯和精神交流方式，不再参与文艺活动，不再扎堆和站队探讨时政、哲学思潮什么的，看电影也更注重视听语言比较突出的类型，反而看得更宽泛了；2011年还是看很多资讯类的东西，却多是英文视角，因为学习需要；年底看别人在韩三篇上争论得热火朝天，我对口水仗和左右派对打已经不感兴趣了。20岁出头的时候也喜欢过很多公知，现在再看他们，只觉得是一群事儿逼。

2011年最后一个星期，每天起早晚归坐着公交车往返于赞比亚的两个城市，在晨曦和夕阳里用手机看完了《一个人的电影》。采访里很多导演谈及童年和青春时期的经历，尤其是马俪文的童年，读得我泪流满面，我很惊讶自己还有那么多眼泪可以流；我认为我已经清算了童年对我的影响。

像我这样生活，我的2011关键词真是只有快乐了

在赞比亚西部的日子，我不断想起那一年在西藏的时光，记忆似铜器一遍一遍地被擦亮，闪耀着以为已经忘记的各种细节。八廓街的猫和花儿，寺庙的屋帏，街角的风马，拉萨河的光影，街道清晰如高清卫星地图呈现在我脑海里，放大再放大，又看见晨曦的桑烟缈缈中奔跑的身影。

如今身边越来越热闹，黑人无处不在，对着我咧口笑，总是急切逼近。大家都说着非母语、无非就是聊些无关要紧的事情，做任何事情都有一层冷漠的看不见的玻璃隔离着，是我自己先冷却下来了，不久之前我突然明白了自己就是一个封闭的人，从来都是。即便大家都说我适应得太美好了：学习部落语言，每周去教堂，喝当地啤酒，跳“屁股”舞。

大概由于地球自东向西转，赞比亚的西部和中国的西部有如此多地理上的相似：海拔相对高于其他地区，气候极端，暴晒、彩虹、大雨，在短暂几天毫无征兆地重复着，当然也是有自然规律的，比如热极了闷死了，不到两小时肯定就落下来一场雨，地面都是沙，城里没有下水道，水渗透得很快，不沾湿我们的鞋子；两个小时候后太阳又出来了，挂着彩虹，地面干爽，人们又自由地穿梭起来。这就是芒古城。我在夜晚再读《看不见的城市》，心境如此贴切。

灌木丛、荒漠和沙地是这里的地貌，这里的人们当然也长期在闹独立。这些赞比亚的少数民族，拥有自己的king，且势力强大；他们鼻头宽阔鼻孔外翻，皮肤黑得流油，穿着不同于其他民族的夸张服饰。很多人坚决不和我讲英语，那我就学习他们的语言，离开的时候再交还给他们。

赞比西河穿过该地的一片河谷草原。我划一片小舟去看望对面的集市；在水里看见河岸上一群面目模糊的人在低着头默默地走路，逆向的光芒里我只看到黑的肤色彩色的衣裳，如果当时我有一台好的摄影机器，拍出来就是安哲洛普洛斯的边境片段；创作欲望让我迫不及待地上岸，撕下一页白纸，却又累得躺在夕阳的草地上。然后一群牛迅速将我包围，放牧的人们笑嘻嘻地看着我。我大声地问，亲爱的lozi人，你是不是要走去安哥拉？请带上我。

繁星满天，走在沙地。缺水缺电，夜晚在黑暗的灌木丛中找到了野果子充饥。拿出一块布将自己裹严实，蚊子不再入侵，开始听到狗吠。我又看见自己穿行在阿里。古格的黄昏中，硕大的月亮从东方升腾起来，是蓝色的光芒，似乎把喜马拉雅山脉撕裂了开来。我坐在黄色土林里，幻想着入夜之后，会有大批的刺客到来。

想了很多起承转合，其实没有，只有平淡、悲伤、孤独的事实。

今天早上不用五点半起床去赶公交车，于是在生物钟时间醒来却还在赖床。外面下着倾盆大雨，心里疑惑，本来很有规律的雨季（一般是下午四点以后才开始下）今天是怎么了，而那雨点沉沉地砸着窗沿、重重地落在草地上，让人心里无端地发慌。迷糊中又睡着了；七点多被一阵阵的哭声吵醒。一开始不确定是不是哭声，因为很特别，这是我第一次听非洲女人的哭声，和中国女人的声音不一样，但相同的是那种惨烈和歇斯底里的发泄。起床后，巴西的志愿者TIADO来了女生宿舍，神情恍惚的样子，问我怎么还在房间。我说怎么了，他说Rene died，you dont konw yet？我顿时懵了。然后他平静地告诉我，昨晚Rene发生车祸当场身亡。

这真的是一个非常糟糕的消息，在这个下着大雨的清晨，尤其是最近经历了那么多外部的ups and downs之后。走到院子，绿草地上，第一眼看到的是挂在晾衣绳上的红色冲锋衣，在芭蕉树旁边显得格外晃眼。前两天晚上，我们一群志愿者在聚餐，Rene穿着这件衣服走进来，因为全身红色还戴着红色帽子，我当时开玩笑叫他tall red ridding hoot，他没反应过来，我就给他讲了一遍小红帽的故事。他哈哈大笑。然后夸我们的食物看起来很美味，但并没有留下来一起吃，他还要去加班。

而第一次见到他，是我刚抵达赞比亚身边拎着大包小包的时候，而他正在准备出差去别的城市，于是我们连坐下聊天的时间都没有，就站在门口，互相介绍彼此；然后他说了一连串balabala；那一米九的个子非常近距离地在我面前，我只能辛苦地仰着头，微笑着假装听懂了他在说什么。其实就只知道他大概在说现在中国很有钱，美国人都欠你们钱；又说40年前中国人在非洲修坦赞铁路的时候他就在非洲旅行了。然后匆匆告别。过后我对队友八卦说，妈的，这男人气场太强大了，精气神可真足，让我想起了玉溪的白哥。

等他出差回来已经是两个星期以后。开始经常在办公室、院子里和停车场频繁看到那个1米九的瘦削的身影；有天我去会计那里领补贴，问他哪里能买到便宜的木雕、石雕和布艺，因为办公室的工艺品太好看了，我已经忍不住要存钱去买了。他告诉我，你去问Rene，这些东西都是他收集的，我们当地人不会去买这些啊。于是我屁颠颠地去办公室找Rene，他笑眯眯地边看着电脑写邮件边说，“now there is a task, if you help me finish it, I will drive you to buy and get best discount for you"。我觉得他在逗我耍，反正时间还大把，等我攒了钱再说也不迟。这事就不了了之了。

我们公共浴室的淋浴喷头据说已经坏了好几个月了。我找来Rene，他答应我这周之内帮我搞定。第一天第二天，没有任何动静，我不抱希望了。第三天，我看到喷头被拆下来了，估计正在找人去买新的，这个符合非洲效率。第四天，就是今天，我在想，没有了Rene新的淋浴头是否还能装上去呢？

而哭声和雨声一直都不断，空气里都是死寂的悲伤。10点的时候，所有人聚在一起默哀，人事部经理解释了车祸的过程，也安排了接下来几天的工作；男人们大都比较淡定地继续保持着工作的状态；厨房和花园的仆人们似乎更加单纯质朴，也表达得更加直接，哭声多半来自这些妇女们，她们认为Rene是上帝赐给赞比亚最宝贵的礼物。下午我和Chris一起收拾Rene的遗物，我整理了一大摞一大摞的文件夹、书籍、CD和影碟，还有一把坏了的旧吉他，上面写着DRH，这是丹麦的一所学校。这些遗物，每一件应该都有不同的故事，我甚至能想象上世纪60年代他和朋友们开着大巴车一路从丹麦到非洲南部的情景。而我还没来得及靠近和倾听这个生命。雨稍小的时候，我去花园里剪了一些野花和蕨叶，插在玻璃瓶里放在那个我们临时搭建的遗体瞻仰室里，听着雨声，静静等候他的遗体运回来。想起昨天还和一个本地人聊天如何了解非洲文化，他说我应该参加一场婚礼和葬礼。我说我不要参加葬礼，太沉重了。

其实，我并没有太多的悲伤。大概是因为从7岁开始见证了很多突然逝去的生命，其中包括我身边的亲人、同学，而这已经是我第五次写类似的文字。关于生命，随着年岁的增长，我只是更加懂得了其孤独和脆弱，也试图让自己在活着的岁月里变得温暖一点。

PS: Rene Schultz，HPP在赞比亚的老大，是Ndola-HQ办公室除了志愿者之外唯一的白人，来自丹麦，是这个机构在全球范围内的骨灰级核心人物。他昨晚12点多独自开车从Mkushi 赶回Ndola的途中与货车相撞身亡，享年60岁，他的三分之二的人生献给了非洲。而Mkushi 正在建一个新的学校，那是他今年的心血。

在赞比亚的第六天。在黄昏的时候，阳光开始逐渐柔和。西边红光泛起，我走进一个村子；那里散落着十几个草房子，干净的光滑的黄色土地上，孩子们向我跑过来，却又留着距离注视着我。突然所有的疑虑和担忧都不见了，孩子们大声叫着camera，camera，我用蹩脚的bemba跟他们交流。有一个年轻的妈妈左手抱着孩子，右手端来一盘东西，是裹着蜂蜜的干黄的蜂巢；她教我怎么吃，把蜜汁吸允，再把渣吐出来。孩子们笑我连蜂蜜都不会吃。

至今还清楚地记得七月在白土镇那些微凉的夏夜里，我有很多的时间坐在二楼的阳台上，面对着湖北的青山夜幕，强劲畅快的穿堂风吹着我的脸庞，吹来庄稼收割后的细枝末节的味道。耳边被蛐蛐蛙鸣和溪流声包裹、没有片刻的停歇，带来异样的宁静和安详，属于村庄独有的气氛；偶尔打一些电话，和很少谋面的朋友讲述我不确定的未来，讲述我对公益和公民社会的微弱理解，却又不希望热情被抑制，于是那样磕磕碰碰地表述着；即便仅仅是三两个月以后的未来，我的词典里充满了预测性虚拟助词。后来时间飞速，很多个艳阳天在田地里忙活，而晚上面对电脑继续工作；有些猝不及防的问题困扰着我，偷走了对岁月的注意力，来不及回首，万州生活仓促结束；面对一次次的离别我毫无力气去感伤。去车站之前吃了一碗酸辣粉；还记得那天坐着出租车，身旁是大包小包，车轮缓缓穿过长江的万县大桥，明媚的阳光照进车窗；江水不再浑浊，江对面的楼宇和小山坡第一次如此清晰地呈现给了我，这似乎是这个山城给我最好的礼物了；我说今天万州天气真是太好了，空气里还有花香的味道。出租车司机说，瞧，我这里挂着玉兰花呢。这时才看清楚是一个漂亮的女司机，正握着方向盘淡定地笑着看着路的前方。我抚慰似地对自己笑了笑。总是在不经意间释怀，找到同种事物的不同表述，抑或是殊途同归的满足或快乐。 

我又坐着那趟火车回到云南，从潮湿的山城回去干燥的高原。五个月前这趟车穿过迷雾中的长江时带给我的记忆依旧鲜活；如今沉沉地睡在铁轨的流动中，在夜晚回到宁静的聂耳路，住在相同的街道上，不想告知任何玉溪人们，默默地在朱桂玲烧烤店叫了一支瑞丽江芒果汁、一盘烤土豆和一碟小瓜。是的，即便是多年以后，我也会清楚地记得这些名字，我认真生活过的地方。

整个九月一直在看电影和书，在玉溪研究吃专注着吃，学习酿葡萄酒，看看老班章的茶树，去瓦窑厂拍自己的第一个专题片，在红塔山的草地上翻滚，我已经不再在乎是短暂停留还是长此以往老死一处，更无所谓在哪里，总归是要热情地编织生活。写评估报告写得我感慨万千，回顾在YID的10个月，带给我一份别样的坚强，那种不在人世中迷失也不逃避的坚强；住在DIhouse的顶楼房间，一桌一椅，木床上铺着我在印度买的旅行床单，窗户上挂着一只白土人们送给我的兔斯基，简陋如此。顶楼有一片天台和宽敞的洗衣服晾衣服的空间，晚上还能肆无忌惮地坐在黑夜里，有时候看电影，有时候什么也不想做。对面四楼的运动声音一阵一阵传递过来，有两个人总是在做爱，从清晨到黑夜。 

后来决定去东南亚。只能去旅行，除此我别无选择。从云南的河口，一路向南，去到saigon，又从南到北，去到seam reap。没有在看风景，只是在随着时间的河流漂浮，在湄公河上做一些梦；贪婪地爱着山川湖泊的静默，骑着摩托车每天勇敢地冲进雨水里，潮湿好几次，却从来没有生病，越来越像一株植物。在洞里萨湖，突然有了变老的美好感觉，那种从容变老坦然面对的微笑开始频频出现在我的脸上。遇到很多不同的人，看到越来越多不同的生活方式；在Hui 隐居小城多年的华人，在dalat和僧人从白天聊到黑夜，总是在saigon夜晚的街头喝着酒不归去的老嬉皮士们，在金边开着老式广东茶餐厅的潮汕人，骑着摩托车在边境自由穿越的加拿大人，这些异乡人，在偏远于自己家乡的小国家找寻着一些失落的情感归宿。就是在面对形形色色的人群中，发现了自己的不同，变老的感觉是否能比喻成马德望老旧的木材，粗糙坚硬、温暖而斑驳，求不来的沧桑。镜子里的我呈现着岁月的痕迹，比如这些年在高原晒出来的色斑、变粗的毛孔和得不到规律运动而变胖的身体。 

我总是试图叙述，却又被习惯的沉默综合症拖拉着。唯有清晰地记得在柬埔寨的感动，开始重新相信一些单纯的真诚善良美好的愿景。 

回来深圳正是秋高气爽。第二天，在莲花山看日落，我说，我和这个城市已经没有故事了，我的故事都在远方。第五夜见到芸，我彻夜不眠思索着半年之后如何在深圳找到适合我的位置，因为不想再错过我爱的人你们生命中的点点滴滴，想要留下来参与你们的生活。这个想法一旦发芽，就似藤蔓缠绕着我，一丝一缕都牵扯着过去和未来。于是开始每晚睡不好，每天还早早醒来。很多人总是忍不住问我，你这样生活为了什么。我无法回答这样的问题，正如你那样生活又是为了什么。在某个凉爽的星期一，坐车去了大鹏，在海边看着对面的杨梅坑。没有喝太多酒，没有暗涌，只是安静地睡着了。第二天，我的脸颊起了很多红疹。有生以来第一次过敏。 

后来就起飞了，从北半球到南半球，飞往另一个大陆；17个小时，看着飞机上的导航显示器里如何越过南海到曼谷，再越过印度洋，追赶乞屹马扎罗峰顶，在非洲的平原上掠过，抵达卢萨卡。降落后看到满城的凤凰花，繁盛刺目的美，让简陋的原始的城有种浪漫。这里天气凉爽，盛夏雨季正在来临。

凉快，惬意，悠闲，安静，梧桐树又开始掉叶子了。阳光好得不得了啊。早餐店美女还记得我的口味，情意浓浓，仿佛是归乡的游子。学校里一大堆新老学员，各种新八卦旧情殇；主要活动全是围绕吃的：饵块，米线，卷粉，冰稀饭，包烧，苦撒，酸撒，酱油鸡，烤豆腐，春鱼，野菜，菌子，铜锅饭，菠萝饭，苦菜豆腐汤，拉丝玉米，小米辣咸鸭蛋，柠檬鱼；写着都会流口水，我一定会写篇文章关于云南的饮食。川菜、湘菜、东北菜、北京菜、鲁菜、上海菜什么的真是腻了。我现在以每天一斤的速度在长膘；吃一点就内疚，又完全克制不了。就这样死去活来，成为一个吃货吧。离开云南前，我一定要把所有好吃的味道留在记忆里。